《由清华文革红卫兵的思想形成变化轨迹看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仰》史纲论文

清华大学 2007～2008春季学期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授课老师：蔡乐苏。

由清华文革红卫兵的思想形成变化轨迹
看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仰

2007****** 仲晨

软72班，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北京，100084

1. 引言

在公元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场狂热、盲目而复杂的大动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30年了，我们大学生对那段历史没有亲身经历，而父辈们的诉说让我们这些成长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孩子总不能理解。

在文革期间，固然极少数投机分子、反动人群的煽动和高层的领导混乱是重要的发生原因，而学生（当时都被称为“红卫兵”）的具体行为和展示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动乱的不良先锋。清华大学作为身处中国政治核心的最高学府，其狂热的活动引领了全国高校乃至全国文革形势。

正如蒯大富在1968年8月16日团派总部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中所说:“希望大家要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全国造反派看我们，全国红卫兵看我们。我们的老本吃光了，全国红卫兵跟着我们吃老本，跟着我们倒霉。”“全国的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代表性强，北京的红卫兵也就是大学的这五家。比较起来，北大不行，师大不行，地质还好，就数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代表性强。”其中，“清华影响最大”。

当时，清华的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等人成为全国红卫兵领袖，他们出于狂热心理与个人利益，不断鼓吹文革，将全国的文革形势引向动乱。而清华学生所作的砸毁二校门、批斗刘少奇、两派百日武斗等异常暴力举动，以及之后的形势缓和平静……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驱动究竟是什么？是怎样的思想舆论环境产生了这一系列的事件？各方思想和利益的交叉融合是什么样的？

文革早已过去，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大学生的思想弱点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这些年轻的心灵里不成熟的思想首先会对大学生本身的人生道路产生影响，同时，在目前仍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国家发展所依靠的这帮具有魄力和能力的大学生具备足够成熟的思想水平。因此，我认为对文革中思想演变和心灵弱点的探讨十分有必要，能够帮助现在的大学生更好地注意思想建设，让我们国家的道路更加顺利。

本文主要从清华大学生在文革期间的行为变化来深入探讨整个过程中大学生的思想变化过程，从而尝试能够发掘出一些线索，让我们能更加了解当时的大学生的思想，然后反思自己，找出我们同样具有的思想弱点。

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常常被称为“老五届”大学生。所谓的“老五届”是指“文革”发动时在校的大学生，具体包括20世纪66至70届大学生，他们一般是在1962–1965年间进入大学学习。1965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为67.4万[1]，因为由于“文革”的缘故，高校于1966年开始停止招生，所以“文革”发动时的大学生数量实际上也就是1965年下半年大学生的数量。

从心里转变角度来看，文革期间大学生思想活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以1966年6月～1967年春的“全面夺权”为初期

2. 以1967年春“全面夺权”胜利～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高校为中期

3. 从1969年的“上山下乡”～1976年“文革”结束为后期

其中文革思想的产生和高潮（第一阶段）和中期的重要转折（第二阶段）尤其能体现大学生思想变化。

而这两点中，清华大学都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从一开始的萌芽到全国范围的文革领导，再到全国文革形势的重要转折清华百日武斗事件，几乎都是清华大学举的大旗，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中探索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轨迹。

2. 思想混乱的开始与高潮——“老五届”的狂热与盲目

2.1 狂热表现

对比中学红卫兵，大学红卫兵( “老五届”)有着更加鲜明的特点，其心理发展时期正处于从学生时代迈向社会的转折点，心理变化尤其明显。

相比中学红卫兵和一般群众，“老五届”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从小接受的教育并没有中学生那么完全政治化。大学生的工作能力更强, 大学生又作为红卫兵的领导地位，因此虽然1966年的“红八月”中，“破四旧”、“红色恐怖”、“血统论”等相比较小程度运动都是中学生主要参与的[2]，而稍后的大型“夺权”、武斗等大型严重暴力活动大多是大学生参与。可见文革间大学生的思想发展尤其特殊。

事实上大学生作为当时全国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又有良好的政治思想历史，可为什么成为了文革的反动主力？清华大学这所具有深厚历史和严谨校风的学校又为何成为了一个思想混乱的开端和极端了呢？

如文献【1】中叙述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摇篮，当时附中的干部子女具有非凡抱负和强烈优越感，校方也对干部子弟倍加关照，助长他们的骄横心里，用有色眼镜看待干部与非干部子女。这些都是诱发原因。

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采用张承志曾用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写大字报，意为“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宣扬“造反”。当这些文章后来刊发在《红旗》《人民日报》后，成为文革群众运动的进军号。毛主席亲笔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其运动坚决支持。

清华附中扬起的红卫兵运动很快被清华大学大学生红卫兵掌管过来，红卫兵的组成迅速转变为大学生和社会群众。1966年9月6日，蒯大富出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三司”）召集人，使得红卫兵运动变得更加偏激，主张“文革所要打倒的所谓走资派就是涉及除毛泽东之外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人”、“踢开党委闹革命”。

他们在学校揭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驱赶工作组，蔑视清华教授和领导；喊看“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口号到处“破四旧”，横扫“封资修”，破坏文物、遗址，亲手将清华大学的最重要标志建筑二校门砸毁，驱逐“牛鬼蛇神”，打人抄家成风；到全国各地“大串连”，四处山东“文化大革命”；而且积极参与1967年 “全面夺权”，他们就是那么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完全盲目和狂热。

这种狂热在大学红卫兵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米高扬！”、“谁要反对毛主席，就砸它个稀巴烂!谁要反对毛主席，砸它个稀巴烂!砸它个稀巴烂!”、“谁不要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3]。

这些粗暴的语言展现了大学生们的极度狂热。我们会疑惑为何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回那么狂热呢？“文革”后，大家似乎只是宣称当年的行为纯粹出于理想主义，出于对革命的热情。但是这不能完全让人信服，为何事情会演变成如此？必然有相应的动机。

2.2 革命热情、捍卫红色江山的决心

“‘文化大革命’中卷入红卫兵运动的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响应‘造修正主义的反’的号召，怀着‘捍卫红色江山永不变颜色’的一片赤诚。”^【²^】

这其实的确是一个很重点的原因。大多数人参与进来首先是因为相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为了红色政权而努力造反，夺回政权。大家不断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是出于多年受教育所形成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自身对现实的认知的矛盾在青年人特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作用下产生的，在“文革”初期表现得尤为坚定。

1962年毛泽东相继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反修防修”口号之后，学校政治教育的日趋严厉和整个社会紧张的政治氛围，大大增强了大学生的政治敏感性，使他们更加主动、积极地关注国家大事。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甚至开始说：“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艺学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己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4]这些都不由地激起大学生关心政治，捍卫国家主权和无产阶级的决心。

2.3 对现实的失落和批判

经历过来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四清”等等事件，大学生开始对现实不满，希望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大学生感受最深的是当时一些干部的腐败、变质现象，并对此深恶痛绝。“近年来，还有些大干部养尊处优，饱暖思淫，利用各种方法腐化，很多人有冤没处申诉，我觉得还有很多人该杀”、“每谈到干部的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我总不免要气愤填胸……这些干部连一个正直的人起码的道德涵养都没有，哪还能谈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没有革命的正气，就不能抵挡住腐朽思想的歪风袭击，他们实际上早变质了，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统治者，不整顿行吗?”[5]

大学生们看到这样的现实，与之前的学校宣传完全不同，心里受到极大打击，从而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2.4 对毛主席的盲目个人崇拜

“老五届”之所以疯狂投入“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相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修正主义的反”。这实质上反映了人们惯有的一种服从权威的心理，在那个时代，最大的惟一的权威就是毛泽东，大家都把他当成了“神”，要绝对服从，尤其是初入社会的大学生。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示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大以及其他大学引起极大震动。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回信，鼓励和支持他们“造反”精神，并宣称，“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此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而且在天安门城楼接受并佩带红卫兵袖章，直接以自己的行动来号召青年学生“造反”。也就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号召之下，大学生才如火如茶地投入到 “文革”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生们信赖、崇拜毛泽东，甚至达到了盲目的地步。

在“文革”之前就已形成的无限信任、崇拜毛泽东为文革期间大学生积极“革命”、“造反”奠定了基础。“响应毛主席号召”这种思维惯性与大学生自有的理想以及政治热情结合在一起时，便共同构成了他们 “革命”的强有力心理动机。一提毛主席，前边就必须附加“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否则就是大不敬，后来还形成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等一系列类似宗教仪式。

2.4 从众心理和功利心理

这些大学生大多具有从众心理，或许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但是由于随大流，人云亦云，在舆论压力中被迫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跟随者。

从众心理是与特定的社会情境相紧密联系的，带有时代的特征。在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从众心理就具体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革命”，参与大批判、大辩论，参加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形成这种从众心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影响，大学生个人性格较弱。

国人历来不爱做“枪打出头鸟”，惯于服从权威，惟恐落后掉队。从众心理甚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加之“文革”之前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崇拜，让大学生更加丧失个性，习惯了服从。当大学生被“文革”的胁迫、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投入“文化大革命”时，他己变为某个群体中一员，完全服从群体的无意识行为，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这也就是如何使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那么盲目和狂热。

第二，大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形势认识模糊，来自社会群体压力

大学生在这种模糊的情境中不能或很难确定自己观点或行为的取向，因而做出与他人或群体相一致的观点或行为，他们一时难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只好依赖他人或团体提供的信息、随从他人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当周边的人都狂热地投身“文革”时，他们自然也随之参与。

“文革”之前的实行的阶级路线政策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根据家庭出身而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这给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子女造成巨大的压力，政策要求他们积极表现，紧跟革命形势。群众被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三类，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一般受到领导、老师的重用，中间分子是团结的对象，而落后分子会受到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干部和同学批判、教育，并从而丧失荣誉或地位等相关利益。所以在大学里争当积极分子也成为大学生群体的一个潜在规范，没有谁会愿意成为一个落后分子。率先投身“文革”、敢于“造反”就是当时的积极表现。

这同时也造成了大学生的功利心理。这些大学生希望获得自我实现，他们爱幻想、重精神、有追求，加上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也渴望能够像父辈们那样，在革命中建功立业。一旦有了文革这种机会，他们就马上狂热起来，去通过这种革命来展现自我价值。

甚至有一些人为了自身的更大利益，想得到权势，因此不断攻击已有政权体系，他们不断吵闹要夺权。正如蒯大富所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这些在后来的百日武斗中尤其体现出来。

这一点在文革整个时期都有体现，在下面将说到的武斗之后，进入清华的工宣队居然是为一个没有什么职务的初中生率领。谢静宜，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姑娘，从最开始一个普通译电员，凭借文革攀上江青等人，从而一直上升，很快成为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又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6]

3. 思想迷茫与转折——清华百日武斗及大学生反思

3.1 耻辱的暴力——清华百日武斗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关键一年。“老五届”大学生在高校批判“修正路线教育路线”、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已历经半年之久的狂热和亢奋，1967年春的“大夺权”便是他们的心理发生改变的转折点。

当时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的冲击之下，全国各地大学红卫兵群起效仿，纷纷投入到向当地“走资派”全面夺权的狂潮当中。1967年春，围绕着权力的划分产生的分歧，以及共同的斗争目标的丧失等原因，曾并肩作战的大学红卫兵组织纷纷分化和重组，并很快由口舌之争发展到枪炮相对，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陷入了动荡不安，无数的无辜群众受到迫害^【⁵^】。

“清华百日大武斗”，是指在蒯大富、任传仲、兔长庚等人的组织和指挥下，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两派，从1968年4月14日至1968年7月28日发生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一系列武斗事件。

这场骇人听闻的武装斗争持续时间长、死伤人众多、经济报失惨重，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严密关注和严厉批评。此后大规模、有组织的武斗却很少发生，因此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可以说是“文革”期间内部斗争的分水岭。

1967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414总部(4派)。两派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1967年底，两派开始一些小规模的武斗冲突，互相袭击对方的场所和绑架对方的有关人员。1968年1月至4月，冲突不断加剧，4月20日，4派绑架站在团派一边的原清华干部陶森。团派决定反击，百日大武斗由此开始。

从此两方开始了不断的进攻和防御，4月23日凌展，团派占领大礼堂后，又占领新、旧水利馆。清晨，团派保卫组发出封锁礼堂区、指责4派向礼堂偷运480根长矛的1号通告。4派占领旧电机馆，并相继占领土建馆、汽车楼。团派决定攻打旧电机馆。团派出动上百人攻打旧电机馆，双方动用了石块、瓦片、硫酸、长矛等，约有50人受伤。两派在几天内加紧抢占学生宿舍和教学楼等，不断打砸对方的办公场所，破坏对方的广播设施，查抄对方一些教职员工的住所，构建武斗工事和修筑路障等。

据文献【3】所说：“至4月底，清华已有60%的人员离校逃难。两派不断从外单位运进武器，并且大力生产各种土武器，如土炮、土火箭、土炸弹、土手榴弹、长矛、燃烧瓶、弹弓车(强弩)、地雷、枪支、匕首以及用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和用汽车改装土装甲车等。团派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专门负贵试制、生产完全用于武斗的武器。”

5月5日，4派上千人在天安门广场抬着谢晋澄尸体举行集会和游行，表示一定向团派讨还血债。两派运用砖头、石块、铸铁和钢料制成5月30日的大武斗。整整几个月期间，清华校内枪声不断，许多无辜学生和群众受伤、被杀。[7]

7月27日清晨，北京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宜传队”进入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工作。他们事实上是上层对清华大学的稳定处置，由军队代表领导。然而这意味着团派对清华的控制将会结束，因此蒯大富扬言“以死一拼”，抵制宣传队，运用手榴弹等军事武器攻击宣传队。

1968年7月27日，团派与宜传队的大武斗开始。在这一天的12个小时里，宜传队有5人牺牲，731人负伤。整个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余人负伤，30多人终身残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已逾千万元。

此后毛泽东亲自出面，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决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结束武斗。^【⁴^】

3.2 狂热的终结

狂热，只是特定条件下人们某种情绪的总爆发，当完全爆发后就会沉默下来。

大学生们经历过着一系列的狂热后，就逐渐丧失了开始的热情，他们不再是拘束在学校，而是通过“大串连”到达国家的各个地区，真正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开始触摸到真正的政治，并掀起了一场红卫兵狂潮。

在这种亲身体会、开阔视野的“革命”过程中，大学生的个体意识开始苏醒，他们依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经历，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文化大革命”，结果就发现了其中的强烈问题。从而开始产生迷惘和厌倦。

他们的思考事实上涉及整个政治体制和人生理想问题，这种真正的思考促使了他们想清楚事情的真相，使他们真正成熟起来。

3.3 看清真相

在文革的过程中，尤其是内部权力斗争中，大学生们体验到了政治阴暗面的可怕。“文革”前大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始终是一种正面教育，它培养了学生的对党、对毛泽东的忠诚和热爱，养成了大学生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文革”的爆发却使青年学生们突然接触到了大量闻所未闻、骇人听闻的事，暴露在大学生眼前的种种政治阴暗面对大学生原有的革命人生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和冲击，从而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对“文革”产生困惑和迷惘，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持消极态度。

这些政治阴暗面，首先来自“大字报”的揭发。“文革”之前，党和政府的形象十分高大和光辉，他们被当作是公而忘私、心怀革命、关心群众、生活俭朴的公仆，但是各种大字报和传单对“走资派”生活的揭发却使大学生大为震惊，他们想象不出那些“老革命”、“老公仆”享受着惊人的特权、过得腐朽糜烂的生活。那些大字报中的确有真凭实据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大学生原有的革命信仰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大学生也在“文革”中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所谓的政治斗争。之前，他们认为领导人的言行是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是是非分明、高度原则性的，但是“文革”却给他们展示了政治斗争的实用主义和冷酷无情，而这些甚至被当作“真谛”被部分人堂而皇之地大肆宣传，像蒯大富那些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闹腾，随意伤害无辜。

这些大学生间权力斗争、派性和武斗的升级，日益脱离了广大大学生的直接利益，促使作为大多数的普通大学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激情，并因此对运动由热心转向厌倦。

由于大学生心理相对成熟、知识体系相对完备等原因，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他们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觉醒，学会了独立思考。从而逐渐远离狂热的动乱。^【⁶^】

4. 反思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仰在哪里？

在分析文革时期大学生思想、心理情况的时候，不禁开始担忧起来，因为分析出来的许多因素，或许直到现在也还存在，甚至在改革开放后有加强的趋势。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抬头，缺乏对现实的了解，缺乏理想与信仰

改革开放后，对金钱、权利的崇拜开始显露，社会上各类“烧钱”的显摆现象开始出现，而在大学生中也出现了互相攀比的情况。

“宁愿躲在奔驰车里哭泣，也不要骑着自行车微笑。”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思想，让人很害怕。贪图享受和享乐几乎是当代大学生的通病。学生本该以学为主，可是就是有那么些大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学习的目的不明确，有时候他们对找个好工作都丧失信心。

学校本来是思想单一纯洁的地方，现在居然成了婚姻介绍所、比富的赛场、时尚的T台，很多本来与学生无关的东西都出现在校园。尽管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是那样，必定有一定的普遍性。学生在学校比富，手机新款，衣着时尚，电脑还手提，自行车不骑，轿车甚至是宝马的。对于这些，老师们、家长们批评我们不该这样，但是很大程度上，正是成人社会对学生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

金钱并不是大学生自己挣的，是家长给的，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天生的。这与文革时期攀比家庭出身有什么区别呢？

每个人都有人生信奉的哲学思想，都有自己对人生独特的观点和行为，当一个人的思想和信奉人生哲理入俗的时候，其已经堕落。这些理想都应当建立在深入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而决不是只生活在自己的享乐虚幻中就能够感受到的。

而即使在爱国的狂潮中也同样有趁机打砸抢，趁机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况，甚至出卖足够。

大学生也在做新时期的觉醒

在2008这个多事之秋，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太多，承载了太多。新年伊始，一场席卷中国南方的冰雪灾害让这个国度在春节之前接受着考验。当奥运圣火开始传递时，藏独分子在别有用心的国外团体的怂恿、支持下，蓄意给圣火传递、给奥运会、给中国制造事端。还有铁路事故，还有台海局势……

又一场8.0级的地震考验着中国，当全国人民集体为灾难中的同胞默哀祈祷三分钟，随后响彻天安门广场、响彻华夏大地的“祖国万岁、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的呐喊更是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表达到了极致。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的大学生在成长。在对抗藏独和奥运圣火抵制事件的时候，清华有毕业生出资免费发放爱国T恤，后来因为大家考虑到现场秩序问题而取消现场发放。

水木BBS上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抵制家乐福的讨论，虽然很杂乱，虽然有争吵，但是真理逐渐明晰。大家至少逐渐都明白了不能任意躁动，不能受人煽动，这些，我觉得就是相对文革的进步。

在看待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都把眼光放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清华学生踊跃献血，让人感动。然而更体现的是，大家更加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不相识的生命，而不会为了所谓政治利益而闹出武斗，随意伤害普通人。

“多难兴邦”，对于汶川地震这样的事成立，对于三四十年前的那场动乱恐怕也是成立的，至少在我所看到的历史资料中，我能够感受到文革后全民性的反思和反省为改革开放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1] 根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

[2] 见《四十年前的“红八月”》，章立凡，《文史精华》2006.7